外戚和宦官，向来被看作是蚕食西汉皇权直至崩溃的两条害虫，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政治群体不断拼命阻挠西汉中央集权加强，其中最有野心的当属藩王群体。西汉初建时，汉高祖刘邦立下白马之盟：翦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歃血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从此成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辅助手段，也短暂地实现了刘邦“安得猛士兮镇四方”的心愿。
刘邦的想法对稳定汉初政局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分封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数十年发展过后，这些刘姓王爷的财富滚雪球般增长，“不巧”的是他们在藩国内又有着治理与拥兵的权力，不在天子脚下，他们已俨然成了一方势力。面对这样的挑衅，皇帝自然不会坐视诸侯王坐大，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削弱他们，双方利益冲突导致祸乱频繁爆发。
尽管汉武帝在即位后采取了推恩令、左官律等手段来限制藩王，但直到西汉后期，王爷们仍有着十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不小的地方影响力。这样一个势力强大的群体，为何在二百年后的东汉却默默无闻了许多？放眼整个东汉，参与辅政的藩王仅东平王刘苍一人，而诸王叛乱者也不过刘杨、刘荆等数人而已，其他藩王大多远离政事，安享富贵。这当然不是王爷们集体性情大变，要探究原因，还要从光武帝刘秀的一系列操作说起。
光耀宗室？论功行赏？徒有虚名！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夺政权，自立新朝。掌权期间，他大力打击刘氏势力，让流落在外的宗亲怨恨，背弃天子的乱臣行为也使得他的社会风评不佳，加之他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并没有解决当时严重的土地问题，导致民生艰难、百姓愤恨。就在赤眉、绿林军起义之时，前朝宗亲刘秀也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起兵舂陵，历经数年征战，最终击垮新莽政权，重建汉朝。
为了重夺汉室江山，刘秀家族付出了惨痛代价。向长安进军期间，刘秀的兄长刘縯被更始帝刘玄（绿林军拥立的新帝）杀害，而包括二哥刘仲、二姐刘元在内的数十族人也在小长安之战中丧命，致使刘秀登基之时，他能依靠的近宗族人所剩无几。
为了巩固东汉局势，刘秀就决心重新凝聚刘姓宗亲的人心。称帝后的刘秀先后封叔父刘良、侄子刘章与刘兴等八人为王。而对于其他汉室宗亲，刘秀则发布诏书：
“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西汉宗族深受王莽迫害，死的死散的散。在刘秀起兵初期，大部分宗室并没有提供支持，只是在背地里观望看这只出头鸟能活到几时，没想到不久后他竟真坐上皇位。刘氏一族重掌朝政，每逢新皇登基必定要论功行赏，理论上来说这些当初作壁上观的宗室们只能眼馋着流口水，没想到刘秀一纸诏书下来，居然要将所有遭王莽所废的汉室宗亲“并复故国”，如若有爵位的宗亲本人已死，则可由其子孙继爵。
光武帝此举赢得了西汉遗孤的广泛支持。前脚刚给宗室喂好了定心丸，刘秀后脚就开始琢磨如何让异姓功臣安心为大汉做事。
前文提到，大部分的宗族并未帮助过刘秀起兵，但还有一些“慧眼识君”的宗室，他们在刘秀起兵后提供了很多支持。最典型的如真定王刘扬，在河北拥兵十数万，本就是盘踞一方的枭雄，在刘秀出兵河北之时，却转而投其麾下。刘扬这样的“大腿”可遇不可求，刘秀的壮志必须靠他才能完成，为此，他不得不放低姿态拉近与刘杨的关系，暂时放下了与结发妻阴丽华的感情，转而迎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以政治联姻的方式争得河北各路豪强的支持。
到了后期，即便是刘扬妄图自立称帝反被诛杀，刘秀也不得不让刘扬之子刘得承袭真定王爵，并册封郭圣通为皇后，封其所生长子刘彊为太子。只因刘扬背后的河北派系已错综复杂，为了平复他们的情绪与内部安定，刘秀早已不能只按自己的喜好处置宫廷事宜。
然而这件事却让刘秀无法不对西汉皇室遗留势力产生芥蒂，也让他开始思考应对之策。彼时天下未定，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以扫清敌对势力，刘秀只能隐忍，直到建武十二年（36），“刘秀派吴汉、臧宫与“白帝”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东汉帝国已没有了威胁，光武帝便立即着手解决诸侯王的问题。
分封藩国？皆封列侯？实为削权！
与公孙述成都一战的次年，刘秀下旨：
“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
兑现了诺言，使原来的汉室旧公族重新袭爵，强化政权正统性的同时排除了社会上对皇权传承的质疑。当时刘秀诸子尚且年幼，没有爵位，刘秀又将至亲刘良、刘章、刘兴等人降爵：“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以此彰显自己对原旧汉宗室的优待。
到了建武十五年（39），已经有舆论开始造势：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
群臣希望刘秀为儿子们封爵，而刘秀则欲拒还迎地拒绝了数次，直到他的心腹功臣窦融、邓禹等人上书：
“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众心。”
在这样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刘秀顺水推舟终于同意了，当年便“封皇子辅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阳爲东海公，康爲济南公，苍爲东平公，延爲淮阳公，荆爲山阳公，衡爲临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琊公”，并在之后将所有的公爵晋升为王，名义上与“并复旧国”的宗室同级。这一套连招直接将那些数量不多的旧汉宗室排斥出了权力的核心，将东汉王朝的主导权归入到自己的近亲中。
东汉建立时的局势，与西汉最大的不同便是社会基础。刘邦只不过是泗水亭长，在萧何、张良、英布等人加入前，他对楚军一直是败多胜少。西汉的建立非刘邦一人之力所能主导，他自然不能独享胜利果实，然而他内心却对这些功臣颇为猜忌，在剪除异姓王势力后，刘邦不得不通过重赏来贿赂亲戚子孙，以保江山稳固。然而刘秀好歹也是刘汉宗室，他的班底大多是其同乡旧友，感情基础较好，像邓禹、朱佑等人都是刘秀长安游学期间的同窗，他们随刘秀起兵是为了推翻王莽、兴复汉室，君臣名分早定，刘秀也没有让他们兔死狗烹，而是对他们厚加封赏。这些开国功臣都有了好的归宿，自然也会继续追随刘秀拥戴新汉。
因此，刘秀没有必要像刘邦那样通过强化宗藩来巩固王朝统治，反而吸取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方式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大背景下，光武朝所封的藩国较之西汉普遍规模较小，多不过两郡，少则仅有数县，对比西汉初年那些动不动就坐拥数郡几十城之地的藩国来讲，缩水甚多。
除了削减封地规模外，藩王的权力也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限制。东汉开国沿袭西汉的宗藩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赋予藩王治国统军的权力。藩国内所有军政都由国相等藩国属官直接对朝廷负责，使得诸王丧失了对各自藩国的控制能力。
其次，朝廷对宗藩的财力也严加管制，明确诸王俸给以钱谷为准，由朝廷拨付，封国内财政经济并非其私人财产。诸王空有封藩之名，却无裂土之实，在实际政治中毫无地位。侯国隶属于郡，置相一人，“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于列侯，诸王不仅丧失了治民权，还要受到郡守和国相的严格监管，偶来的刺史还可对辖区实时纠察，使得这些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被朝廷牢牢掌控，根本无法对朝廷构成威胁。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当时特有的国情使得藩王主动皈依。东汉历史上，很多皇后甚至皇帝无后，这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致命打击。无后的皇帝驾崩后，不得不从外藩诸王子中挑选王位继承人，是为藩王继位，同时也存在皇帝本来有子，但在激烈的王权争夺中，合法皇子的继承权被外藩王子取而代之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藩王们更急于向朝廷展示自己孝悌仁德的一面，以争得朝廷上下的认可，博得“飞升”的机会，宗藩谋逆之事也就鲜有发生。
宗藩已去，豪强兴起
自光武帝始，东汉王朝对宗藩的严控使得藩王势力逐渐丧失了地方势力的争夺权，取而代之的是世族豪强的崛起。以任子制和察举征辟制为主的选举制度给予了官宦之家很大的政治特权。为了能够世代为官，长享富贵，这些官僚相互勾结，推荐亲戚故旧为官，“四世三公”的袁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些豪门世族以门生故吏的名义暗植势力，利用土地兼并大力发展在家乡、封地的庄园经济。汉灵帝之后，各个州郡都可以私募军队，于是这些遍布各地的豪强世族纷纷招募平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们相互攻伐，置皇帝于不顾，汉室权威大为削弱，讨董联军中的各位“英雄”带出的兵，大都是这种形式的私人武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王莽并无本质区别，此时的刘氏诸王们由于无力节制地方，自保尚且不能，更别提起兵勤王了。当自诩中山靖王之后的庶人刘备举起复兴汉室的大旗之时，宗藩们竟无一人响应，掌握权柄之后的曹操一口气废除了齐、北海、阜陵等八个藩国。至此，东汉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历史一直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尤其在历史早期，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不多，执政者们只能不断试错，刘秀成功解决了困扰西汉的藩王问题，后代却被迎面而来的豪强所淹没。这一经历也被书写于历史之上，后世可以借鉴的历史智慧和经验。
参考文献：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陈苏镇：《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
李大鹏：《东汉的王爷们去哪了》，《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
区永圻：《汉光武帝刘秀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杨彩娟：《论东汉皇位继承的主要模式》，《新西部》杭州配资公司一览表，2018年总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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